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网络股票配资平台，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真正“有权”的四位同学分别是、宋希濂、庞镜塘和曾扩情。
原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是学习委员，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是文娱委员（也有史料说是文体委员）、原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是卫生委员、原国民党中央执委兼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是生活委员。
“四委员”中“最有权”的是王耀武——功德林是战犯学习改造的地方，学习自然是第一位的：“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王耀武的回报，甚至可能影响“同学（管理所内战犯互称同学）”们的特赦时间早晚，所以“学习委员”绝对是一个“实权委员”，第二“有权”的就是王耀武在山东的搭档庞镜塘：“大家想领什么买什么都由他负责，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这时庞镜塘便得出面来和这些人讨价还价了。他往往说，如果每人买这么多，一次得买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这得多少人去拉回来？”
沈醉也属于“比较有钱”的同学，他被捕时随身带着十两黄金，被捕后又有很多商人给他送钱，在沈醉之后担任保密局总务处长的成希超在衣领里藏了两千一百元美金被老鼠拖进洞里，经理处长郭旭和沈醉帮他找了回来，自然也要“三一三十一”。
沈醉有钱也未必能足量买到想要的香烟糖果，那得庞镜塘同意才行，后来沈醉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多次说“庞镜塘是个好人”，为什么这样说，大家应该都明白。
庞镜塘管生活能让部分同学吃好抽好，王耀武的评语则更加重要，于是一贯善于内斗的蒋军高级将领们就动了歪心眼：“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指定他当了学习委员，尽管他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么多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那些“同学”只会背地里搞小动作，管理员根本就不会听信那些小人的告刁状，所以王耀武一直平安地担任学习委员直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出去后还找到了比前妻更好的人生伴侣，根本就不像沈醉写的那样“被前妻卷款而逃气死”——李以劻在《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一文中说，王耀武的晚年实际还是很幸福的：“王耀武得同学高德昌介绍与吴伯伦相识，吴女士系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王耀武字佐民）的多病之身，却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两人便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乐晚年。在政协机关和国务院办公厅照顾下，除康泽一人因特别原因被冲击外，其余（包括佐民）住在和平里11区20楼的各位委员、专员均没有受到冲击。”
我们从历史照片上就能看出，王耀武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他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表现得既强壮、憨厚又精明、圆融，那也是符合史实的：这样一位山东大汉，包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将军级特务在内，没有几个有野心的“同学”敢跟他正面硬刚——在数百名将军级战犯中，能打过王耀武的，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
我们细看历史照片就会发现，沈醉其实并不高大魁梧，在当行动特务的时候，两次被地下党打伤，一次被挑出一只眼球，戴笠找了德国医生才给塞了回去，所以沈醉晚年眼神不太好，他走路有点瘸，那就是被一位女地下党一棍打的腿骨骨裂，一辈子都没好利索。
沈醉号称“军统三剑客（另外两个是徐远举、周养浩）”中最能打的，但在王耀武面前，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够看，只会对手无寸铁且镣铐在身的被捕人员下毒手的徐远举周养浩就更不用说了。
王耀武要是拿出全部本事，以一敌三，也能把所谓的“军统三剑客”打得满地找牙，更何况那三个将军级特务也很“聪明”，绝不会去招惹能给他们写评语的“王委员”——抗战期间沈醉跟王耀武有过交集，知道王耀武很能打，对王耀武也很尊敬。
当年在战犯管理所中，正规军出来的将军们一向瞧不起特务，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康泽、从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处长变成第二绥靖区第二处（情报处）处长的董益三，都跟正规将军起过冲突，康泽被邱行湘“收拾”，虽有徐远举“站台”，但也只敢出声不敢动手，董益三打黄维，那纯属“打病老虎”——、黄维、文强等人被俘前就百病缠身，要是一直跟着老蒋干，早就没命了。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忆：“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我就躺下不能动了，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时间，管理处把我送进了现在的复兴医院，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
王耀武并不在“病号名单”上，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王耀武“老成持重”像个半老头子，其实他生于1902年，被俘时才四十多岁，正是“当打之年”，而且身上颇有山东人特有的尚武精神，抗战中歼敌数万，身上的杀气，一般人还真比不了。
王耀武是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抗日名将，他的“武功”之高自然不是“军统三剑客”能企及的——王耀武单挑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胜算也会在五成以上：王中将一拳撂倒一个，另外两个肯定会“忙着救人”，根本不会扑上去挨打，更何况那所谓的三剑客积怨颇深，同仇敌忾是不可能的。
在特务出身的将军级战犯中，曾任军统东办事处（也叫东北区）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站处长，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也很能打，但他跟黄维、杜聿明一样，也是多病缠身，瘦得像一根竹竿，也没有力气打架了。
文强在《新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回忆，他在功德林四年间三次住院动手术，要不是救治及时，他也当不成“世纪老人”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称文强为“瘦将”，我们看历史照片，也不能不承认：文强个子很高，但实在是太瘦了。
这样盘点下来，将军级特务都不可能是王耀武的对手，王耀武要想跟人较量，或者有资格跟王耀武较量的人，我们只能从那些兵团司令、军长、师长中寻找，这一找，还真找到了四个：王耀武的老大哥兼老部下、郑介民的堂弟郑庭笈、文艺委员宋希濂、“大内侍卫”周振强，他们似乎可以跟王耀武并称“功德林五大高手”。
郑庭笈在电视剧里被周养浩用劈柴柈子打破了脑袋，那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郑庭笈是真正跟鬼子拼过刺刀：在忻口会战中，时任少校营长的郑庭笈跟日军数次白刃格斗时身中数弹——小鬼子拼刺刀打不过，也是会开枪的，我们不要被电视剧骗了。
周振强是“大内高手”，当然只是比喻说法，但他给中山先生当过卫士，给老蒋当过侍从副官、卫士大队大队长却是真的，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的“宿敌”：“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卫士，据说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了。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青年时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
周养浩用板凳偷袭沈醉，沈醉茫然不觉，正在下棋的宋希濂却能伸臂格挡并夺下板凳，说明所谓的“军统高手”，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沙场悍将相比，无异于萤火之于皓月。就连那位看起来老实巴交还有点憋憋屈屈的李仙洲，要是真打起架来，拿捏“军统剑客”也如吕布提纪灵：沈醉说自己会武功，却没说在哪学的，而李仙洲则是在济南镇守使马良（著有《中华新武术》、《摔教科书》、《武术教科书》，他在史书中有三个称号，其中两个位军阀、武术家）办中国第一所官办武术学校——山东武术传习所扎扎实实地练了三年武功。
特务们总是喜欢吹嘘自己的“武功”有多高，但又说不出师承、拿不出战绩，所以在笔者看来，王耀武和李仙洲、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才称得上“功德林五大高手”，沈醉、徐远举、周养浩根本就没跟他们单挑的资格，就是三个一起上，可能也会被王耀武、李仙洲等真正的高手迅速解决，那么在您看来，除了这五位久经沙场的正规将军，功德林里还有哪几位学员堪称武林高手？单挑能打赢王耀武的又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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