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泉州老城的街头，一辆外卖电动车飞驰而过。张赛望着远去的车影，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第二天，他就要结束新书分享会，回到武汉，重新骑上自己的外卖车。
人们关注他“作家”的身份，但他心里清楚：握住车把、穿行在街巷中的踏实感，远比站在聚光灯下更让他自在。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作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卫生巾厂。那一年，他16岁，刚初中毕业。
2003年，他随南下打工潮离家，哥哥看他身材瘦小，怕他吃不消树脂厂的体力活，便安排他去了楼上的卫生巾厂。当时的张赛对卫生巾毫无概念，他成长于单亲家庭，家中全是男性，也谈不上羞耻。
展开剩余87%直到过年回乡，面对邻居的询问，他才含糊地改口说是“纸尿裤厂”。那份难以启齿的尴尬，是他第一次对这份工作产生异样的感受。
彼时的张赛，心里揣着一个文学梦。他想象中的工厂，是充满人文气息的象牙塔。
有志同道合的书友，有播着散文的广播，有印着短篇小说的厂刊。下班后，他可以抱着书畅读，闲暇时还能挥笔创作。然而，现实却像一记闷棍，将他所有美好的幻想击得粉碎。
工厂的铃声，和学校的下课铃一样刺耳；管理者的脸色，比老师的批评更加严厉。更要命的是，一天的体力劳动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下班后，他只想倒头就睡，根本没有力气再去翻开书页。
读书，在工厂里，反而成了他的“原罪”。车间里没人有阅读的习惯，他带着一本《羊脂球》，想趁着休息的间隙翻两页。
没想到，女同事听到书名后，竟哈哈大笑，到处和人说他看“小黄书”。后来他才明白，对方把“羊脂球”听成了“羊之球”。
室友们更是毫不留情地嘲笑他是“书呆子”、“大学生”。久而久之，他懒得解释，变得沉默寡言。那些年，他最大的感慨是：“别说林徽因、陆小曼了，我连一个爱看书的女工都没碰到过。”
日子就在这种单调、重复中熬着，直到结婚前后，张赛彻底“投降”了。投稿石沉大海，几段感情无疾而终
他看着身边工友们下班后喝酒聊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而自己的文学梦却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得现实点。”他咬了咬牙，下定决心“戒掉”写作。
这一停，就是整整六年。偶尔诗兴大发，他也会忍不住写几句，但只会自己偷偷欣赏，从不与人分享。
生活被家庭的责任填得满满当当，2015年离开工厂后，他帮哥哥打理过饺子店，送过快递，最终骑上了那辆熟悉的外卖电动车。
他以为写作会就此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没想到，2021年的一场意外，又将他拉回了熟悉的轨道。那年秋天，他本打算辞掉武汉的外卖工作，回十堰陪伴家人。
然而，下班路上的一次摔倒，让他意外骨折。没有收入，房贷却催得紧。
他没等伤势完全痊愈，便匆匆南下泉州，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卫生巾厂。这一次，看着车间里熟悉却又陌生的一切，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用文字，记录下这些年的经历，以及工友们的故事。
重返工厂的日子，让张赛对周围的一切有了新的观察和感悟。工厂门口的招聘启事上写着招18到45岁的普工，可车间里，不少年过半百的工人依然在岗位上辛勤劳作。
年轻人宁愿选择去奶茶店打工，或者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就像我们当年不想像父母一样种地一样。”张赛这样感慨。
12小时的工作制，漫长而煎熬。厂里规定不准玩手机，但工人们总有办法打发时间。
工友老王甚至总结了一套“熬时间”的方法：每小时上厕所、抽烟、跟质检员聊几句、偷偷玩会儿手机，这些零散的时间凑起来，才勉强能熬过漫长的班次。
更让他感到唏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以前，谁要是受了工伤，下班后大家都会提着水果去探望。
可现在，管理人员手掌骨折住院，一整天竟然都没人提及。“不是人心变了，”张赛琢磨着，“是智能手机占领了大家的时间，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
凑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少了，连厂里的恋爱都快成了稀有物种。”他回忆起2003年刚进厂时，同龄人多，谈恋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递个吃饭、唱K的邀约，就是心动的信号。
他与妻子，也是那样走到一起的。可现在，车间里零星几个年轻人，根本凑不成对，中年人只能靠聊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来打发时间。
他尝试着向工友们聊起写作，希望能记录下他们的故事。然而，结果大多碰了壁。他在多年未更新的QQ空间里，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介绍自己的写作计划。
然而，最终只有三个工友点赞，浏览量也仅仅是29次。第一个原本聊得热络的工友，看到他的采访邀约后，直接把他删除了；另一个说自己刚添了三胎，没时间；还有的工友，打了声招呼后，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大家觉得文化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张赛理解这种心态。就像上学时，老师只会念成绩好的同学的作文。久而久之，成绩差的学生便觉得自己与“文化”无缘，甚至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这些年，在工厂、在外卖路上的经历，也让他对写作有了全新的理解。以前写东西，他总想着要用华丽的辞藻，写出像张爱玲那样的金句。
现在，他更想写实在的东西。他开始统计工厂里的标语，记录自己一年中忘带水杯的次数。
甚至有一次送外卖，差点被小区脱落的瓷砖砸到，他就去调查周围三公里内小区的外墙情况，结果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区都存在外墙脱落的问题。“写诗太模糊了，”他说，“比如工伤，就得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卫生巾厂，工伤像藏在暗处的利刺。车间里的粉尘像雪花一样弥漫，时间一长，工人容易咳嗽、过敏，可鲜少有人佩戴护目镜和口罩。
男工的工伤往往是皮开肉绽，容易认定；而女工的扭伤、过敏、手指划伤，却常常被忽视，甚至被管理人员当作是“女人事多”。新机台的刀刃异常锋利，裸露在外。
有工友不小心被划伤，便随手拿起卫生巾止血，再用无纺布缠两下，便继续工作。严重的，甚至有人整个指头被机器切掉。
“总说工伤是违规操作、麻痹大意，”张赛并不认同，“机器运转得越来越快，休息时间却不足，人累了，难免会出错。这并不是个人层面的问题。”
如今的张赛，偶尔还会梦见自己在工厂里骑着外卖车。这不是厌恶工厂，而是在那些重复的日子里，他总需要找一个精神的出口。新书出版后，他并没有太多兴奋，只觉得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从十六岁走进卫生巾厂的少年，到骑着外卖车写作的诗人，二十年过去，他没能实现“靠写作改变命运”的宏愿，却用最真实的笔，写下了千万劳动者的日常，他们的辛苦、他们的盼望。
正如他所说：“高铁快了，机器新了，可工人的日子并没有变得轻松。我写这些，不是抱怨，只是想让更多人看见——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这不只是张赛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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